食品工人工作前应用清洁剂洗手。

       ——错！清洁剂中的化学成分残留在手上，会对食品造成污染，正确做法是用酒精消毒。

       养鸡场的粪便可以做有机肥料。

        ——错！养鸡场的肥料中含有大量生长激素、抗生素等化学残留，只有来源于粗狂型畜牧养殖的粪肥可以为有机农场所用。

       食用合格食品能保证安全。

       ——错！合格食品指的是农药、兽药、有害化学物质、重金属、亚硝酸盐等残留符合国家限量条件的食品，并不是无毒食品。长期食用毒素不断积累，同样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合格产品只是各国用来消除人民恐慌心理的安慰剂。

       小农经济适合中国农业发展。

       ——错！在小农经营的模式下农业生产监管严重缺位，各家各户为了高产不择手段，加之各色农药经销商的蛊惑，农药化肥的滥用不可避免，小农经济是导致中国农产品严重污染的罪魁祸首。

 

这些颠覆性的言论出自赵大士，一个把有机理念深入到骨子里去的人。赔钱经营着上千亩的有机农庄，满世界地参加有机食品展会，不厌其烦地向朋友布道有机生活的意义，有机成了赵大士的信仰——不仅具有宗教般的热忱，甚至长出了一套独到的世界观。这种信仰为赵大士的农业革命提供着不绝的动力。

无钱可赚的事业

“现在我就是做农民，天天和土地打交道，很苦，也很快乐。”赵大士开门见山，卷着袖管的双手插在腰间。

2007年，时任开封市大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他与台湾富兰格国际集团合作，在开封县的万隆田庄、范村百亩岗、林场、邵封村发展有机花生种植，并投资500余万元用于有机加工试验项目。

70年代当兵，80年代从政，90年代下海搞外贸，赵大士从来都是时代风尚的代言人。这一次，他把目光投向“有机”，这显然预示着某种新的潮流。

近年来，来不同行业的商界大佬纷纷看上有机农业。柳传志推出有机水果，王健林打造巨型有机蔬菜基地，刘强东回老家种有机大米，朱新礼再造“有机汇源”。据预测，未来十年，中国有机农业生产面积以及产品生产年均增长20%-30%，达到1800万-2300万亩；中国将成为第四大有机食品消费大国。

“国内最初引入有机农业概念是在上世纪80年代，但在2005年之前，国内有机农业都是以出口为导向。”赵大士介绍道，“一直到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的曝光，引起了国人对食品安全的关注，有机农业才成为冉冉升起的朝阳产业。”

毒奶粉、毒大米、瘦肉精、染色馒头、塑化剂，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让有识之士深思，高产出和高利润若要以全民族的健康作代价，岂不是失去了意义？

“不仅如此，大量施用农药化肥，不仅会侵害食品安全，还会带来诸如水土流失、土质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失衡等一系列环境问题。”赵大士介绍道。

因为地球上的土壤普遍都已经被农药、化肥污染，在开展有机种植的初期，长出来的都算不上是机农产品。只有在土壤生态完全恢复以后，产品才够格称为“有机”。土壤向有机转化，需要用生态肥改造24到36个月。

漫长的土地转化期，意味着做有机需要投入足够多的资金和耐心。在获得有机认证前的整整三年，富兰格按照有机的标准种花生，产品却只算普通农产品。众所周知，有机农业由于杜绝了农药、无机肥料、激素，农作物的生长周期慢、产量低，时间成本和人工成本也比普通农业高得多。若按普通农产品价格出售，绝对是赔本买卖。

“做有机就要耐得住无钱可赚的寂寞，”赵大士说，“人在解决了温饱以后总得干点负责任的事，我做有机为的是良心。”

 

我们的标准不仅是零残留

除了资金供应的问题，做有机的另外一个瓶颈是认证混乱。目前国内的三十多个有机认证机构，都是民间组织，并且标准参差不齐，监管难以到位。一些通过国家认证的“有机蔬菜基地”，农民照样用化肥；一些菜贩表示，每斤菜加五角，“有机”认证便可以办妥。消费者难免会对市面上的有机食品产生怀疑。

国内的很多有机大品牌，在强调自己的有机身份时，除了亮出国内的认证资质，都不忘加一句通过国际认证。赵大士向记者解释道：“中国的有机食品认证标准，和欧盟这样的国际顶级认证标准有很大差距。并且双方没有互换认可。也就是说，中国的有机食品在国外不被承认。”

赵大士意识到，要想产品有长远发展，生产必须照国际标准执行。他依据欧盟、美国、日本等国标准绘制了农场种植内部控制体系登记等7套表册，用以检测面积、土壤、灌溉、土质演变、主要作物、间作作物、是否使用化学物品等上百种数据。为了读懂德国的有机认证材料，赵大士甚至还自学了德语。

每年，来自德国的有机质检员都会到富兰格验收赵大士的劳动成果。一到这时，在基地工作的农民就会来看看热闹。赵大士也时刻跟随，不过他最关心的还是检验结果。“他们看得相当仔细，一边测试一边填表，有问题立即开会说明，毫不含糊。”

如果你认为有机检测只是针对化肥和农药残留，那就太简单了。事实上，“有机”指的是使农业与自然相互协调，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整体。它的对立面不是“无机”，而是为了高产不惜破坏生态的的标准化、大规模、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有人说，有机农业就是向传统农业的曲线回归。明清时期沿海农民“基种桑，塘养鱼，桑叶饲蚕，蚕屎饲鱼，塘泥培桑”，就是有机农业的古典范例。

有机农业的本质就是遵循大自然的法则，采取顺应动植物生长习性的方式进行种植。在保证生物多样性的前提下，环境的自净功能也会随之增强。赵大士举出了一些只会在古代田园和机农场的才会用到的办法：照明灯外围铁丝网，挂在地里杀虫；1000亩的花生基地上换种250亩的玉米，增强土壤的肥力；冬季土地休耕时种植油菜，第二年春季将油菜全部压青，成为补充有机质的生态肥。

那么，有机农业就是回归原始吗？赵大士再次回答：错！

当你见识了富兰格严格标准化的执行流程时，你就不难认同他的回答。统一播种，统一耕作，统一施肥，统一管理，统一收购是富兰格的基本要求，与之相对应的是标准化的播种、专用的运输车辆、专用的场地晾晒，产品收获过程的专人监管，乃至收获后每颗花生专属的用于追溯的“身份证”。

2010年，经过世界有机权威机构德国色瑞斯认证，富兰格有机花生品质达到零残留，零化残，零兽残，超越《欧盟化学残留限量标准》；2011年，获得欧盟有机认证和欧盟市场准入；2012年，又顺理成章地获得中国有机认证和中国有机市场准入。

现在，赵大士自己也成了有机种植的专家。“我是德国有机认证的检查员，发了证书的。给农场的农民和加工厂的工人做培训，我都是亲自出马。”赵大士得意地说。

 

“农民”力挺农民

“目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分成了小块，你家3亩我家5亩，阡陌纵横，缺乏有效管控。”赵大士断言，放任自流的小农经济导致了中国农产品的严重污染。但是小农经济的对立面——大规模的农场经营——显然也与有机的理念背道而驰。那么，究竟怎样的生产形式才最有利于有机农业的发展呢？

赵大士对这样的探索很有兴趣。“只有做了到生产者之间的有机分工、资源与土地的有机分配，有机农业产业才能真正名副其实。”因此在两个自营的农场之外，富兰格还开辟了一片与当地农业合作社共建的种植基地，这也就成了赵大士理想的试验田。“农户包种，我们包收，用的是我们的种子和技术，收购价比市场价高出15%，”赵大士说，“最关键的是，每个生产步骤都由我们按照标准严格监控，绝对有机。”

合作组织在公司和农民之间架起了桥梁，打破过去农户各自为政的状况，将松散的生产者有机纳入到强大的产销加工体系中。在保证产品生产、加工、销售链条质量风险控制的同时，减少交易成本、增加农民收益。“与我们合作的农户，每亩地可以增收200到300元。并且通过我们的培训、考察和公益活动，他们还能学知识、开眼界，农民都很乐意加入。”赵大士说。

80多年前，晏阳初推行乡村教育运动，提出了“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种解决中国农民愚贫问题的方法，他若看到了赵大士今天的实践，想必会在其中加上“企业式”一条吧。